文献分享：多重免疫荧光用于MCC肿瘤微环境研究 背景 Merkel 细胞癌（MCC）是一种侵袭性皮肤神经内分泌癌，好发于老年人，免疫抑制人群发病率更高且发病更早，易复发、转移并导致死亡，亟需有效的预后评估与治疗手段。MCC 的发生存在两种不同通路：多数肿瘤由 Merkel 细胞多瘤病毒（MCPyV）克隆整合及致癌性病毒 T 抗原表达驱动；无 MCPyV 的肿瘤则因紫外线诱导的高肿瘤突变负荷引发。传统预测免疫治疗响应的指标（如 PD-L1 表达、肿瘤突变负荷）对 MCC 无效，而肿瘤微环境（TME）的精细分析或能更有效预测治疗响应。深入理解 MCC 相关 TME，可能为免疫治疗无效或不耐受的患者提供新的替代治疗思路。

结直肠癌肿瘤免疫微环境（TME）中蕴含着宿主抗肿瘤免疫应答与肿瘤免疫逃逸机制的关键生物标志物，其中T细胞亚群，如CD3⁺、CD8⁺ T细胞的密度已被证实比传统组织病理学分期更能精准预测疾病复发风险。此外，表达CD103的组织驻留记忆T细胞在结直肠癌等肿瘤的抗肿瘤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密度与患者长期肿瘤学结局相关。因此，精准表征TME中免疫细胞的表型、功能及空间分布，对发现新型预后标志物、指导免疫治疗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在胶质瘤治疗领域，免疫治疗发展始终受限于对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模糊认知。作为中枢神经系统最具侵袭性的恶性肿瘤，胶质瘤尤其是胶质母细胞瘤（GBM），长期被贴上免疫冷肿瘤标签。血脑屏障阻碍免疫细胞浸润、肿瘤细胞高表达PD-L1等免疫检查点分子、大量M2型巨噬细胞等免疫抑制性细胞富集，这些因素导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疗法临床响应率不足15%。

三级淋巴结构（TLSs）是一种异位淋巴集合体，可在肿瘤内部或邻近发育，激活抗肿瘤免疫，其成熟状态与患者免疫疗效及生存期密切相关，是极具潜力的预后标志物。但TLSs研究长期受困于技术瓶颈：一是传统单标免疫组化无法区分功能性TLSs与普通免疫聚集，误判率高。二是缺乏多维度标志物同步评估，难以建立成熟度分级标准。三是临床前小鼠模型与患者样本的检测技术不兼容，阻碍转化研究。Opal-TSA多重免疫荧光（mIF）技术凭借高敏感性与染色灵活性，成为突破上述瓶颈的理想选择。

多重免疫荧光结合酪酰胺信号放大（TSA）技术基于酶促信号级联放大原理，突破了传统方法的灵敏度与多靶点检测局限，近年来在肿瘤病理诊断领域的应用研究呈爆发式增长。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的方案显著改善了部分三阴性乳腺癌（TNBC）患者预后，但现有生物标志物存在明显不足，商用PD-L1检测试剂盒的抗体克隆号差异导致检测阈值不统一，且仅以“免疫细胞阳性率>1%”作为判断标准，无法区分PD-L1表达的细胞类型，导致患者筛选准确性有限，响应率仅8%-20%。因此，利用多重免疫荧光TSA技术解析PD-L1在不同免疫细胞上的表达特征，成为优化TNBC患者分层与治疗决策的关键方向。

肿瘤免疫微环境（TME）的细胞组成、功能状态及空间分布是决定肿瘤进展与免疫治疗疗效的核心因素，精准解析TME特征已成为肿瘤研究的关键方向。然而，传统研究工具存在显著局限：单一免疫组化（IHC）仅能检测单靶点，无法呈现细胞间的互作关系；流式细胞术虽可实现多参数分析，但需解离细胞，丢失了至关重要的空间信息；早期多重荧光染色技术则受限于信号强度低、抗体物种兼容性差等问题，难以满足临床样本分析需求。在此背景下，基于酪酰胺信号放大（TSA）技术的多重免疫荧光（mIHC）平台应运而生，为TME的“全景式”解析提供了可能。

Enklife TSA试剂盒的荧光染料具有优异的抗淬灭性能，无需在日光灯下进行避光操作，使用过程中也无需在暗环境中进行。不过，请注意避免试剂盒暴露在太阳光下直射。且染色玻片在4℃条件下通常可保存6至12个月。

癌症与宿主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主要发生在肿瘤周围的反应性组织基质中，这一区域被称为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突破性临床应用，尤其是针对程序性死亡蛋白 1（PD-1，T 细胞共抑制受体）与程序性死亡配体 1（PD-L1，又名 B7-H1/CD274）的靶向疗法，不仅推动癌症免疫治疗进入新时代，更让 TIME 的功能解析成为科研与临床关注的核心。精准表征 TIME 的细胞组成、功能状态及分子互作网络，是筛选免疫治疗响应预测标志物的关键前提。而深入厘清 TIME 中各类免疫细胞的促癌 / 抗癌双重作用机制，及其与肿瘤细胞的动态关联，更能为开发新型免疫治疗策略提供核心支撑。然而，TIME 的高度异质性与低丰度免疫分子的检测难题，对传统分析技术提出严峻挑战，亟需高灵敏度、多重靶向的原位检测工具破解这一困境。